[编者按：8月3日晚，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大半生历艰间关的索尔仁尼琴，在去世前一年终于得到来自故土的认可。2007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总统普金在颁奖典礼上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资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许青安

自七月初深圳以断供的”哭戏”开始了房价逼宫,其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了由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撰写的《2008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报告》，称深圳房价已回归一年前，交易量可能退回十年前，并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减免交易环节税收、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进行“救市”。

于是,救市之争与去年的房价之争一样的热闹,各色人等齐上阵,有如深圳玩割破手指大喊救命的,有似乎深沉的董藩酸酸的预测” 现在是卖房卖不动，但当市场反过来时，马上又会出现买不到房子的情况”,原来牛气冲天的任志强变成咬牙切齿的猪坚强,号称打倒地产商也没有廉价房.

国务院调研小组赴深圳专程调研深圳房地产市场对于银行风险。深圳银监局7月25日公布数据认为房贷风险属于可控阶段。也就是说,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玩了一出”老虎照”吓唬党中央.

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对于救市没有任何反应,房价的下跌至少对于打击投机炒作是有效的,房价回归理性,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和稳定;

广州在房价下跌的时候,意味深长的出台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计划, 广州保障住房5年至少增280%,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昨日公布了2008年—2012年的住房建设规划。今后五年，广州市将总共建设4213万—5530万平方米的住房，其中有7.42万—10.76万套是政府保障型住房，占住房建设总体规模的12%，相比目前的2.6万套存量房源将至少增加280%，最高将增四倍。这份规划为广州实现“住有所居”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路线图。如今新的五年住房建设规划增加了适应市场变化的新表述，将规划目标定位为“有效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住房建设和供应规模与区域内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相适应，优先保障自住型、改善型住房需求，抑制投机性需求。”

对于广州市政府肯定知道这么做对于地产商意味着什么,好在经过多次涨跌的广州房价如潮水一般正常,并没有如赵晓等人描绘的房地产企业要集体关门,供给的增加会使虚高的房价回归理性,理性的房价才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泡沫的迟早要破灭的.

二线城市如重庆、长沙、武汉纷纷推出曲线救国的”救市”政策,长沙把经济适用房变成了货币发给群众,鼓励大家要买房就去地产商的独木桥,重庆市政府宣布用100亿买中低价商品房，用来安置那些因为拆迁需要住房的市民,以提振低迷楼市。

这里就有俩个问题出来:一个是可行吗?用100亿可以托住下跌的速度吗?.房价的下跌才是开始,奥运会后会有更大的跳水,尤其是北京.重庆现在的收购时间,房价还没到谷底.另一个问题是应不应该救? ;房价的高低对于自住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这并不是说购买的高价是合理的;,房价的高低最敏感的是炒家,所以现在救是救投机的炒家,几乎是政府把炒家的套拿来套自己勃上;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的钱,如此冒险是不合适的.

那么重庆这招的苦衷是什么呢?重庆建设需要资金,土地财政应该占比非常大,房价的下跌势必使土地流拍,地价下跌,影响到财政收入,所以在房价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高调入市,更多的是在保卫土地财政;

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表示：“这种方法代替了大量建设安置房，同时，这个时候收购首先是市场价格不高，还可以打折。此外，这些商品房房地产商已经缴交了各种税款。这样还能加快拆迁过程，因为建造房子可能要三四年。此外，这100亿进入了市场，造成了市场的正常流动和稳定，对重庆市的房地产业，这是一种帮助。” 对于政府收购条件苛刻，地产商并不领情 ，“政府能够把赔偿的钱交给拆迁户，让他们直接购买，而不是由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会出现‘黑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全方位综合‘救市’配套，例如放松银根、调整政策。这样的政府采购不会给开发商带来什么好处。”

政府收购低价房，对地产开发商来说能起到一定资金缓解作用，但基于目前重庆最大开发商华宇集团的房价，都已经跌破每平方米4000元，政府现在还要在此基础上让开发商再降价20%，开发商利润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很多企业不领情可以理解。

也在7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11日以多数票赞成批准一项总额3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以帮助数十万无力支付月供的购房者保留房产。于是有人问：同是救市，为何中美民众反应不同？结论是美国是在救房奴而不是救地产商，更不会去托高房价.

地方政府面对下跌的房价想抽刀断流,无异于刻舟求剑,这一针“鸡血”打下去,心理安慰罢了.

许青安

广州市召开整治交通秩序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此次专项行动全警投入，并用各种手段，对行人、行车违章进行严惩，对于行人闯红灯的问题，他甚至建议重罚，“最好罚他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这样就没有敢再违章了。”（东方网2008年7月26日）
   张桂芳作为全广州道路交通的总负责人,应该去想想，为什么香港道路比广州窄,车流顺畅?广州的道路规划是不是合理? 这样才能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才能解决问题，以罚代管的思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天河北路短短一条路，年年加红灯15个红灯,行车速度多少?旁边的广州东站每天客流量20万人如何疏导?天河路作为CBD多少写字楼,比如说中天88层有多少车需要在上下班时候快速疏导?

如果说越秀等老城区,可以用历史原因尚可解释过去,那么天河这样的新区为什么也是这堵塞? 过街天桥的设置合理吗?有没有动脑筋?如此的规划规定科学吗?是民主的科学还是拍脑袋的?比如说，东风路因为是政府机关多,所以连出租车都不准停;行人怎么快速疏导?

随便举几个例子说明, 张书记应该向省委书记汪洋说的,学习香港新加坡的城市管理经验，提高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而不是简单幼稚的“出问题、找群众”；另外,行政法规制定也应该听证,罚1/3月工资是否合适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如果胡乱罚款那行人就要逼得像杨佳了.我们很多的矛盾激化的起因就是这些没有科学依据法律依据的随意性规定.

为什么香港道路比广州窄,车流顺畅?香港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也曾出现种种问题。例如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香港交通负荷加剧，各类车辆成倍增加，而道路设施却没有相应发展，又因规划滞后于城市发展而“挖路不止”，城市道路管理混乱，车辆严重堵塞，交通事故频繁，曾被形容为“死城”。香港有“购物天堂”的美称，其中也有小贩的贡献，但小贩乱摆卖又给城市管理造成许多麻烦，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对于小贩管理，香港政府多年来采用小贩事务队管理的做法，同小贩的关系弄得很紧张，香港人人皆知的“走鬼”指的是无牌小贩逃避拘捕时的四散奔逃，但这种管制办法仍然收益甚微。

    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香港政府针对困扰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注重长远规划，宏观决策，舍得化本钱，讲究高起点，取得了明显效果。逐步形成了由高速公路、快速干道和地铁、轻铁、铁路构成的现代化城市交通网络，基本解决了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制定了城市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理、污水收集及处理的高起点的整体策划，并逐步加以实施，从而扭转了基础设施不适应城市发展的被动局面。

近10年来香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费十分充足，并且稳定，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减轻政府负担，他们坚持走企业承包、专业化管理的道路。在紧跟世界最新科技成果方面，香港在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亚洲地区的最前列。

温总理讲要把政府变成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我们很多的思维依然是单纯的管理和压制,问题出来只从最弱势的地方去找问题,人大也没有对于各级政府的详细问责,所以不需要动脑筋、随意性成为了我们的工作常态，广州以前的“堵车----修路-----路边铺头照租补贴修路费用---堵车----修路-----路边铺头照租补贴修路费用”的恶性循环，仅仅是行人不遵守纪律这么一个简单问题可以解决的吗？城市管理责任监督的缺乏，管理思维上的弱智，管理手段上的简单粗暴，这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管理的现状。

香港很小，总面积仅为1092平方公里；香港人口稠密，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密集且流动人口量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样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高、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其整洁优美的环境、繁华热闹的街市，秩序井然的道路，无不依赖于现代化的城市管理。

香港是世界上交通密度最高，道路管理也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目前，香港拥有公共道路总长1717公里，共计各种车辆414600多辆。人多地窄，给香港的交通带来很大压力。但香港城市道路管理井井有条，被称为世界城市道路管理先进的地区。其奥秘在于除了制订长远发展规划、采取两个“三位一体”（管理体制上的运输署、路政署和警务处三位一体；管理环节上的建、修、管三位一体）外，实行以法治路的管理原则。如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运输署、路政署、警务处三者在城市道路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道路方面就立有《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则》、《道路交通（停泊）规则》、道路交通登记及领牌规例等。

    各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办事制度和办事程序，均由法例明确规定，实现了办事制度公开化、办事程序法律化，使城市管理走上法制的轨道。香港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是以《城市规划条例》为法律依据，而城市建筑要遵循《城市建筑条例》，从法律上规定了各项指标和要求。

在交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频繁发生交通事故，从60年代的后期至70年代，每年的交通事故均以万计。香港政府决心加紧道路建设，改善道路设施。一方面，成立交通咨询委员会和运输政策统筹委员会，作为政府进行道路建设与管理的决策咨询机构；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制订未来15年的城市道路发展规划，有步骤地大规模发展道路设施，花费了100多亿港元兴建新道路（地铁、海底隧道等除外），使交通四通八达，建立起一个以巴士、铁路为主，其他交通工具为辅的交通运输网。

立法局和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咨询专业委员会或统筹委员会，甚至征求市民的意见，组织专业人士或委托专业公司，制定规划和设计的要求、建设和管理的标准，形成政府条例、附例或规章等法律法规，对于每一项要求、标准以及办事程序都有明文规定，非常具体，操作性强。

香港的城市管理是严格的，但严格得合理，市民乐于接受。这种严格，是在依法管理前提下的严格，而不是意无原则的。例如香港城市道路管理的所有标志和设施，有法律规定，要求清晰明了。道路的走向、车速、超车、停车等等，都有十分清楚的标志，且具有法律效力。不管任何人违章，都将受到检控，充分体现了以法治路，从严管理的原则。据传，有一次，原香港布政司钟逸杰开车走错路线，也被投诉受罚处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些道路设施，更立有政府法例，实行严格管制，如行人不使用100米近处的人行隧道或天桥而横过马路被列为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法规表述得一清二楚，不容置疑。

为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公报私仇，造成社会不公，执法者的行为也会受其主管部门甚至廉政公署的监督。为表示法律公正，有关法例规定，违例者可凭告票在两个星期内向任何当班警官提出抗辩。凡有抗辩的案例，都转由法庭直接审理，避免检控人作弊。但抗辩者提不出抗辩的证据和充足理由，法庭将会对抗辩者处以加倍罚款并负责诉讼费，如果抗辩证据理由充足，检控者也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或被判决有罪。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执法者本身不对违例者直接处罚，只负责检控违例者的行为，违例者的行为是否违法，则由法庭审理判决，处罚也由法庭来执行。这样做，就体现了法律的严肃和公正，不是执法者说了算，这就避免了执法者直接处罚带来的一些弊端，也减轻了执法者承受的社会压力，同时，也会使违例者感到心服口服。

说了这么多，可以看到行人乱过马路，不是仅仅是行人的问题，很多环节上我们政府的城市管理思路和水平都需要提高，所以说，现在要罚款应该先罚主管交通的张书记，也按照他工资的1/3来罚款，治民先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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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奥运礼仪装备7月24日首度亮相北京。中国运动员的礼仪装备采用“红黄配”，男装以红上装配黄衬衫，奥运五环领带；女装以黄上装配红吊带，丝巾；下装、礼帽、腰带及礼仪鞋则均以白色为主。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最恶心广告:羊,羊,羊,恒源祥)是负责为此次北京奥组委官员、奥运会技术官员、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正装的服装公司。

谈到运动员礼服的设计色彩理念，尽管设计师叶超莹表示，整个主色调上，男装采用“中国红”；女装采用“国旗黄”，象征着端庄、典雅，但却遭到了人们的普遍不满，网民一片骂声，认为是最难看的设计，颜色的和谐组合、裁减都有问题，土的掉渣，有损中国形象。

网民“Walkitalki“感叹：“要晕倒！！！最最难看的一次设计，其丑天下第一，土的世上无双！难看的让人震撼！！！有损中国的形象。”

“Yaya” 说:“这色彩令人彻底崩溃, 简直就是在折磨你的视觉效果。”

“1415”表示：“实在是高！ 绝对可评为2008年最佳腐败项目！难看不难看说不清。不过确实是像番茄炒鸡蛋。”

网友“aol”认为：“还不是金钱的魔力，恒源祥是奥运赞助商，所以它的设计就被采纳；就如同现在谁是电影的投资商，谁就有权决定谁演主角，导演现在也没多少权力了。”

“13亿人里昏官无数呀！！要不就是受贿了！！”

“ as1002” 表示：“这种色调搭配本身就失败. 如果说只有黄色才能体现国家本色, 为何不每人发件龙袍更好? 设计师的想法太狭隘。所以就只局限在这俩种颜色里, 让人失望.。这次奥运比赛服也不好看, 人材都跑哪去了?

网民“lovefrday”说：“北京啊北京, 说你土你还不服气，这下丢人可丢到家了”

“我就想不通,怎么整天就跳不出这红黄配的魔咒呢!”

“骑猪撞飞机”说：“也就不说什么了，还不如弄个唐装，为啥中国服装设计咋就这么没品味。

“dawawa2000” 说：“为了爱国, 也不一定非要把国旗色披身上 ”

网民“美西海岸” 评论：“改革开放几十年了，那些艺术家们，服装设计师们,对颜色的和谐组合，相互衬托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会的红黄布置那种眼光和水平……...”

“服装设计与政治目的应该不矛盾的，问题是设计者水准低,层次不高，而又不能接纳别人的批评，甚至要扣上政治帽子。胸襟如此狭窄，又怎能进步。”

“海龙海马” 说：“历届最差，色彩和剪裁都有问题单讲红黄配没问题，可是这色系搭配不对， 尤其对黄皮肤， 比例严重失调……”

“那帽子， 那形儿就更不能提了， 没一点儿庄重感……..”

美国第四大银行Wachovia周二（22日）宣布巨额亏损近89亿美元，将裁减10,750名员工及减少配发股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Wachovia第二季受房贷部门高额亏损的影响，银行整体亏损88.6亿美元，平均每股亏损4.20美元。去年同期，Wachovia营利23.4亿美元，每股平均1.22美元。Wachovia提拨了61亿美元的资产折损。

即使除去一次性的资产亏损提拨，第二季的营业情况依旧大幅度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使得华尔街对信贷危机已经逐渐解除的美梦破灭。

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计Wachovia每股亏损78美分。本月稍早，Wachovia预计本季亏损在26 ~28亿之间。

Wachovia董事长史密斯表示，公司表现令人失望及无法接受。

Wachovia宣布减少每股股利0.05美元，每个季度可省下约7亿美元的现金支出。在今年四月，Wachovia已经大幅削减股利41%。

为了在2009年减少15亿美元的支出，公司宣布将裁减6,350名现职员工及不填补4,400个空缺。

为了应付不良的房贷资产，Wachovia提拨了42亿美元的坏帐准备金及55.7亿贷款损失基金（provision for loan losses）。

市场人士表示，Wachovia的房贷损失主要来自2006年以250亿美元购并的金色西部金融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贷款银行，以各种特殊的房贷产品闻名。

Wachovia已经聘雇了投资银行高盛担任顾问，分析其自金色西方金融继承来的各类房贷资产， 并评估处理这些资产的可能策略。

Wachovia在21日宣布将退出房贷批发业务。自本周五起，Wachovia将停止透过各地的仲介提供贷款服务。

美国银行及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早已停止透过仲介提供房贷服务，只依赖公司自己的员工，以便妥善管理风险及贷款申请人的标准审核。

本月稍早，Wachovia宣布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史提尔成为公司执行长，取代被迫离职的汤普森。

许青安

中国平安(601318)在深圳召开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针对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薪酬门”、“偷税门”等事件,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均作出正面回应。对于外界对马明哲6000多万年薪的质疑,马明哲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向记者回应道:“作为职业经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董事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我不是完全为了收入从事这份工作,20年来我把平安带入世界500强,是我最大的荣耀。我不会像王永庆那么伟大,不领薪酬,因为我不是老板。”( 7月1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中国平安出名是在今年初,2008年初来挣扎在“牛熊分界线”间的A股市场，遭遇了中国平安千亿元再融资方案后开始雪崩。平保再融资方案推出的时机极为微妙，在一波正常调整初步企稳之时，在周日这个让人忽略的日子，抛出的史上最大再融资方案，引出2008年的一场血案。

人们开始对马明哲6000多万年薪的质疑开始发酵,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我们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吗?讨论的前提有二:一是国有,二流通股是一致而且是可以在股东大会能够发出声音,并且能够获得通过的;

中国平安是个什么样的企业?

在中国平安2007年度报告中，对于“高管高薪”问题，中国平安在“澄清公告”中解释：“中国平安不是国有企业”！中国平安2007年度报告披露：中国平安的第一大股东是英国汇丰控股。汇丰控股通过旗下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与汇丰银行合计持有中国平安12.33亿股H股，占中国平安现有总股本的16.78%，这一持股比例远高于第二大股东。

中国平安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平安员工受益所有权计划”。中国平安员工受益所有权计划通过该计划旗下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新豪时与景傲合计持有中国平安7.2亿股A股，占中国平安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9.81%。

中国平安的第三大股东是深圳市国资委，持股5.43亿股，持股比例为7.4%。

有个名叫“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下称“江南实业”），在中国平安公开发行A股前，它就已经持有中国平安1.39亿股A股，而中国平安14位高管合计持有“江南实业”25.84%的股份！中国平安有14位高管通过“江南实业”间接持有中国平安A股3595万股.

中国平安最初的股东有两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其后，又有中远集团、深圳市财政局、员工合股基金等资本进入。经过20年的变迁，平安股权在一次次变更后实现了相对分散，从100％国有控股企业变成7.4%的国有资产。

有趣的是沧海桑田,从”深圳平安”却一路演变成了”中国平安”,而不叫“汇丰平安”，如果是后者，怕是没人追捧了。

有人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个什么四不像企业呢？

中国平安在2007年的年报中解释：“本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这是世界公司史上唯一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因为他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有董事长。

因为汇丰占第一第二股东位置，你可以叫它“外资企业”，因为14名高管通过各种渠道控股，你也可以叫它“民营企业”，因为有7.4%的国有资本，你也可以模糊的叫它“国有企业”，这三张面具做好后就开始玩把戏，看过四川变脸的都知道，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根据你的需要去变。比如说要再融资了，会给你朦胧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架式，一般人很难分辨出他和国有企业“中国人保”的区别；你要用什么纪委规定等等来要求高管薪酬，对不起，中国平安在“澄清公告”中解释：“中国平安不是国有企业”！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东大会来进行，庞大分散的股东是很难统一到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股东的发起，小股东几乎是无权过问，最多做点道义谴责罢了，最多让证监会来一纸谴责而已；

不理会广大股民的不满，再融资1600亿却是要向A股股民来要，既不高大股东定向增发，也不搞发债，只能说明投资项目风险大收益低于4%，投资方向是收购被次按搞得晕头转向的汇丰或者保诚等等外资，我们的国内资本无论QDII、国投公司，还是平安投资富通亏50亿人民币，国内有那个公司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大获全胜的吗？没有！

马明哲500强说法客观吗？

对自己客观评价的前提是市场处于自由竞争状态下的胜利者，那么在国内保险业寡头垄断的状况下，20年带入500强，其实倾一国之力1年就可以进100强的，如果按照马明哲的理论，中石油、中石化、中行等等垄断性央企历任领导人那应该拿多少年薪呢？

平安是中国第二家被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当时的竞争对手中国人保依然是一个衙门式的企业，和当时的银行职员一样，人寿的职员连自己是企业职员还是事业单位官员都分不清楚，赚钱并非光荣的使命和必须的职责，一个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眼睛、昏睡着的老人和另外一个手脚灵活、目光清晰、头脑清醒的年青人展开了竞争，平安是畸形的中国行政垄断制度的奶水养大的。时至今日，平安依然玄妙地享受着行政垄断拉偏架式的照料：比如成立于1949年、市场规模和资产规模都大于平安的老国企中国人寿没有获得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的许可，而平安证券啊，平安银行啊，却紧锣密鼓地在各地挂牌开张了。

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服气说，如果国内同时有几万家保险公司，任何一个地边摆地摊的人都有权开一家保险公司，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你能够把一家保险公司带入五百强？

正是因为普通的人想拿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太不容易，而平安保险公司就偏偏拿到了执照，则在准入性极难的情况下不多的保险公司发了大财，那算是市场自由竞争的本事吗？

 我们最该问的是什么

中国人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出质问马明哲的资格？为什么四不像公司还可以抗着“中国”招牌依然发财？20年发展与资本运作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平安”到底该叫什么名字？

许青安

“公推竞岗真正把‘伯乐相马’变成了‘赛场选马’，避免了少数人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将从根本上避免暗箱操作。即使是我这个市委书记，也只有投一票的权力。”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公开竞争绝不存在丢面子的问题，即使丢面子，也是正大光明地丢面子，总比低三下四地跑官、要官、买官丢面子好吧？那样，不但面子丢光了，还有可能连‘乌纱帽’也丢了。”在贵阳市下属几个县级职位的选拔上,贵阳市采取了“公推竞岗”,电视全程直播.( 07月15日08:59  来源：新华社)

　  新闻出来,一片赞扬声音,“区（县）党委书记职务拿出来民主推荐、公开竞争，贵阳市的做法，在全国都是首创。”演讲答辩的主考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志军说。

    作为”公权”职位的选拔任用,如果缺乏公开、透明的阳光操作,难免”公权”变成”私权”,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越腐越升、“一把手现象”就层出不穷，正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

    暗箱操作，使显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党内潜规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它使公权变成了私权，它使权应该为民所用，变成了权为私所用，或为小集团所用。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是用人中的潜规则。

选举中的潜规则，候选人是名义上的提名，实际上的指定；形式上的酝酿，实际上的服从；表面上的差额，实际上的等额。

党内如此，党外群众对于“父母官”就更是神秘莫测，群众的私权——知情权完全剥夺，更愰论选举权了，瓮安事件后新县委书记深入群众，当地一名老人高兴的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书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闻者百感交集，老百姓很多人感慨说我活了四十岁还不知道选票是啥样子的。

对于瓮安事件的惨痛教训，贵州省书记石宗源在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为什么“公仆”如此对待“主人”呢？因为这是炒不掉的 “公仆”，主人是无权过问选择“公仆”的。

石宗源说，“"６·２８"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汲取教训。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意味着责任。” 如何来“深刻反思”？实际上，我们各级官员都知道“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人民”，我们的口号是“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找不到“公仆”，我们只能看到“老爷”。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呼声，一切都是耳边风，因为群众的私权无法影响到他的“公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用“哭声、骂声、闹声、埋怨声，声声入耳；关心、真心、贴心、责任心，心心相印”的对联要求沪上各级领导干部对百姓呼声要“声声入耳”，这样的苦口婆心管用吗？

贪污受贿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群众利益用正当的非暴力手段已经难以达到应有的目标，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继瓮安之后，上海、浙江省玉环县接连发生警民案件。

石宗源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个权力就是“公器”，现实中却是“公器私用”，这是腐败和社会畸形博弈的根源，有人说只有“权为民所授”才可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是公权，公权，只有公民的参与才可能成为公权，才有公权力，所谓“公生明，明生威”。

石宗源说，“贵州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而这一切是时间很长的问题，由于瓮安的老百姓没有参与“公权”的公开透明过程中，所以问题依然是问题，愈演愈烈。公民参与的缺失，才使今天中国出现“黑老大”、“绿卡”当选人大代表的咄咄怪事，才使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存在高风险，才使贪污受贿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出现长春市委书记嫖娼百多人、陕西官员在位1700天贪污1700万元、裸体当官的震惊中外的案例。

中央党校学者提出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作为签署了联合国诸多人权宣言的常任理事国，中央领导同志也一再指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不是“西方专利”，而是全人类的社会进步结果，具有普世价值。

只有民主，才可能超越“私权”超越“私利”，才可能使公权力产生公权力，产生公开公正，才可能真正调节社会不同利益，才可能建立起一个被监督的权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博弈舞台。近日中组部进行群众调查，正是基于这样的良苦用心所在。

贵阳市采取了“公推竞岗”,电视全程直播，透露出了三“公”的曙光，尽管这个舞台还只是贵阳市内81名干部的博弈。应该把舞台做大些，让更多更好的人才来表演，用“天下之才”做天下之事。

执政为民、法治立国、民生民主的普世理念成为"胡温新政"的核心要素。涵盖政治、物质和精神的"三个文明"共建、公平效率同步发展、好快结合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全新执政理念，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这一切理念，需要全心全意依赖群众，需要制度的保证，否则理念只能停留在理念上，无法让美好的理念通过制度层面固化下来，产生强大持久的社会文明的进步力量。

中国GDP越过人均400美元，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以压制产生的血汗工厂、强制拆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利益集团，这一切已经到了严重破坏经济稳持续稳定地增长的地步，如果不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30年改革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今天的中国，应该用制度的阳光驱除黑暗和丑恶，应该用制度的阳光保证国泰民安。在发生了举世瞩目案件的瓮安县，应该首先试点“公推竞岗”，让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有知情权，也开始明了真相，让广大群众的“私权”参与到公权的行使中，拉开中国渐进式的民主进程。

许青安

近年来，有智慧的历史书有俩本,一本是原国民党军人的<万历十五年>,一本是大陆学者吴思的<血酬定律>,吴思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是从暴力“元规则”去解释的,正如公权不张的农村里讲拳头硬,一个村落里厉害是看谁家的儿子多。

七月一日,一个80年代的驴友杨佳，只身闯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手刃十一人，致死六人。然而在网络世界里，杨佳却非十恶不赦，反倒是很多人眼里的“侠士”和“刀客”，杨佳是人，死的警察也是人，生命都是无价的，这场惨案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并不嗜血的国人却推崇了暴力。

在人们心目中，“刀客”和“侠客”是行侠仗义的，武功高强，一身正气，专爱打抱不平。“侠士”是古代社会的产物，他们藐视王法，凭一己之力反抗社会，这种寻求正义的方式在文明社会不应该是主流。“侠士”之所以为很多人所推崇，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发泄出对人们对社会的种种不平与不满。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算公正也为法制社会所不容。因为除了法律的审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网络挺杨佳的并非都是暴力爱好者, 杨佳案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关注，是其背后折射出人们对法律正义的怀疑?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严明的微言？当公权不张的时候,人们就会诉诸私权。当私力救济备受推崇时，说明法律受到藐视，说明社会机器的哪个部件有了毛病。

法律是人们行为的普适用规范，没有人和团体能超越法律之上，党和政府也是在宪法下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知法守法，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以法定的程序依法解决，这才是文明社会、和谐社会该有的方式。

在法治的社会，不仅要有法制理念清晰权利与责任的公民，还要有独立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舆论导向，有法律意识高于一切的公务员队伍，有在法律下进行工作的警察队伍，有代表公民与公权抗争的律师，有公正裁判的法律守卫者法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奉公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守护法律的正义。

    人人守护法律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保障。而司法和行政机关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尤其要首先模范的遵守法律。现在，最容易让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的，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犯法，二是司法机关的裁判不公。司法腐败，已经成为今天诸多社会悲剧、群体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杨佳案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同声音，在于人们对案情存在太多的疑问，警察到底是否殴打了他，是否打成残疾，杨佳是否申诉无门，为何没杀保安？为何放过女警察？尽管有关部门再三有新闻发布，但仍难消除人们的疑惑，况且杨佳一无犯罪前科，在他的博客上有400多张郊游的照片，一个27岁喜欢徒步喜欢美女的阳光青年；二无暴力倾向，犯罪的动因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人们的同情大于愤怒的不正常心态就自然产生。

公开透明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如果能以此为契机，让杨佳走上镜头说话，而不是通过新闻发言人说话，对于群众的“不正确”看法，应该对于杨佳案件实行全国公开审理，猜测是源于不透明，试想如果汶川地震封锁消息会是什么结果，会有全国人万众一心的局面吗？杨佳案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是让杨佳对着媒体开口讲话，让杨佳的家人对着镜头辩白。如果让他们把该讲的话都讲完，公安机关再拿出自己依法行政的证据，什么事情不都清楚了吗？遮遮掩掩会让人雾里看花，自然风声四起。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是相信群众，不应该轻视群众的判断力。

对于杨佳案件实行全国公开审理，也是一次很好的全国普法教育，不仅对于公民,尤其也对于所有手握“公器”的人员，美国有陪审团制度，任何公民都可能以陪审员的身份，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目光审视事实，以自己的判断作出裁决，在他作出判断的那一瞬间，他对法律的尊敬油然产生。让以宪法为母法的法律体系成为我们和谐社会的守护神,让老百姓相信中国还是有王法的。
    著名网友十年砍柴写了一篇文章，说杨佳如果不是北京青年，没有那么强的“权利要求”，像湖南、四处等地来的民工，恐怕被查被关甚至被打，也就忍气吞声过去了，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受欺负”是常态，欠薪不给媒介很少谴责，如果爬到桥上讨薪那就是“暴力讨薪”要拘留的，我们的记者可以为交通堵塞对这为讨薪者大发拓伐，而很少去思考为什么民意的堵塞大家都视而不见？

现在，是从“暴力讨薪”到“暴力投诉”，最近一个阶段以来，个人极端暴力和群众集体暴力盛行，从上海个人袭警、湖南省煤气爆炸、杭州市刺伤城管到贵州瓮安集体暴力，尽管这些暴力事件性质不同，但是，通过暴力来进行表达方式却是相同的。暴力在中国成为人们表达愿意途径，这很可怕，这也非常令人恐怖。

    学者吴思先生将暴力对社会规则的决定性定义为“元规则”，认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暴力通常是决定最高权力归属的最后手段。这样，我们看到宪政建设与暴力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

　　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有话好好说”？为什么必须通过暴力来表达愿意？为什么合法途径与程序得不到人们响应，为什么人们选择暴力的流血进行最后表达呢？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暴力农民起义传统，而是因为压制人们普通人权的情景愈来愈严重，结果就造成了从网络到现实，暴力事件不断蔓延与发生恶果。

 　　只有最无助的人们身陷入难以承受痛苦与伤害时，有得不到人们理解和声张正义时，暴力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当人彻底放弃希望时，他宁愿以死相博。这里不是为暴力者推脱罪责，而是想说，暴力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如若不改变政治民主面貌，不改变“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僚藐视法律行为，此类事件还会更加严重，好在前几天在中央政法部委书记对检察系统讲话中，“人权”一词几次出现在全国性文件中。

和谐社会，必须是官民均在“法治”的框架下，而不是仅仅用“法制”来治理老百姓，更不能愚蠢骄狂到如龙永图斥老百姓为“刁民”，因为暴力是被逼迫出来，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官逼民反”。

不改变“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僚藐视法律行为，那么法律救助就形同虚设，群众曾经选择过，但没有搭理过他，最后，他们只能选择个体与群众的暴力，他们选择了极端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意，这种表达是非法以及必须付出沉重生命代价。

产生暴力的土壤是缺乏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就是不同利益群体个体可以平等的协商，宪政民主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文明进步。

相对宪政民主来说暴力，包括革命对于社会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暴力，是人们不得已的选择，在一个缺乏民主制度与法制化的国家，在一个缺乏对弱势群体给予公正平等的社会，更多怨恨，更多仇视，就意味着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暴力也意味着更多的专制；更多的暴力会导致社会解体与分化，它会带给中国人民更多苦难。

一个人的暴力倾向，一个社会群体的暴力倾向，压抑太久的力量，它们期待着一个契机，暴力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暴力成为一种警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高风险的社会阶段。

 　当人们通过其他方式难以叙述切身受到伤害与非难时，暴力行为向人们诉说着通过暴力才能达到社会效果。这的确是民主社会的悲哀。我国单靠龙永图先生 “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的那一记昏招，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和谐稳定的目的，只会起到反作用，甚至引发群众心头的怒火，在龙先生故乡贵州发生的群众暴力事件，群众火气要比龙永图的“硬气”厉害。

“硬气”使央视主持人面对饥荒说出“何不食肉粥”的错误观点，他说："对公安机关及民警作出的处理有异议时，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问题真的如央视主持人所说可以依法解决，北京还会聚集那么多的访民？还会有那么多的官民对立？还会有那么多的"无直接利益群体冲突事件"？还会有那么多不惜以死相拚的暴力袭警吗？按照央视增设"袭警罪"的舆论误导套路走下去，让强势的警察更强势，让弱势的百姓更弱势，警民对立情绪会越来越严重，警察执法会越来越走火入魔，袭警事件不仅不会停止，且将越来越"频发"。如此以来，岂能找到警察与百姓的和谐与平衡？

执政为民，法治立国，民生民主的普世理念成为"胡温新政"的核心要素。涵盖政治、物质和精神的"三个文明"共建和公平效率同步发展、好快结合的科学发展观，构建了社会和谐的基础。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全新执政理念，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再一次与人民零距离接触，"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这一切才是让中国人民如沐春风、久旱见雨，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法宝。

正义只有得到伸张，人们才相信正义，这句哲人的话希望我们多读多思考。